恩佐加盟切尔西,阿根廷少年天才会聚英超******
昔日羽翼未丰 今朝平步青云
恩佐加盟切尔西，阿根廷少年天才会聚英超
随着潘帕斯雄鹰在去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夺冠，阿根廷球员已经成为世界足坛豪门疯狂追逐的对象。北京时间2月1日凌晨，切尔西以1.21亿欧元转会费签来了阿根廷队夺冠功臣恩佐·费尔南德斯，创下英超转会费的新纪录。
是什么样的魔力促使“蓝军”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这名22岁的中场？而阿根廷球员又是怎样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成为英超这个世界第一联赛最青睐的群体？就让我们来看看英超联赛背后的“蓝白色”传奇。
从默默无闻到身价暴涨
世界杯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造星舞台。去年冬天，阿根廷队的一帮小伙子在梅西的带领下以逆袭的方式获得“大力神杯”，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开启了一条前程远大的“快车道”。
尤其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名22岁的中场，成为顶级豪门争抢的对象，就看哪支球队有这个财力得到他了。
果然，在“蓝白军团”刚刚捧起大力神杯后不久，在英超联赛中表现欠佳的切尔西便一眼盯准了他，俱乐部甚至等不到今年夏天本赛季结束，希望在冬季转会窗口期就能签下他帮助自己扭转颓势。
但是，恩佐效力的俱乐部是欧洲足坛著名的“黑店”本菲卡，他们掌握了全世界所有豪门的消费心理，能在转会市场上谋求到最高额的利润。
果然，在无休止的谈判中双方一直无法在转会费上达成一致，而本菲卡的优势在于时间，1月31日是冬季转会的截止日期，如果交易没有达成，切尔西将无功而返。
最终，这家英超最知名的土豪俱乐部以1.21亿欧元的最低解约金签下了恩佐，这也创下了英超的转会费纪录。那么恩佐值这个身价吗？从目前来看绝对是不值的。
首先他是一名中场，身价天然地要比顶级前锋低，其次他并没有经历太多的高水平比赛，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的确给他加分不少，但历练还是太少，有没有持续性的输出能力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一方面切尔西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架势，而另一方面恩佐也的确有发展成超级巨星的潜力，尤其是他在大场面比赛中沉着与激情并存，在关键时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一名中场球员难能可贵的天赋。
因此“蓝军”在得到恩佐后即刻与他签下了八年半的合同，就是看中了他的远大前程。
从水土不服到如鱼得水
欧洲足坛冬季转会窗口关闭，英超以七亿多欧元的转会支出成为全世界最能花钱的联赛。其中，光切尔西就花了五亿多欧元，而其他包括西甲、德甲在内的联赛，转会费支出都没有超过一亿欧元。
这也让英超在第一联赛的宝座上越坐越稳。毋庸置疑，世界足坛的财富与人才已经源源不断地向英超流去，而作为最有天赋的足球群体，阿根廷球员的去向也代表国际足坛最新的趋势与潮流。
优秀的阿根廷球员基本上都从国内博卡青年、纽维尔老男孩与河床三大俱乐部起步，而他们前往欧洲的第一站，无疑是与自己语言相通的西班牙。
因此，西甲是阿根廷球员最集中的联赛，而早期的英超联赛一方面拒绝外援，另一方面球风凶悍，因此并未成为欧洲以外球员登陆的“圣地”。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克林斯曼加盟热刺、古力特加盟切尔西、博格坎普加盟阿森纳，这些在当时的世界第一联赛意甲上成名的外援给英超带来了新气象，各支老牌劲旅也逐渐放开手脚，引进外援来改善成绩，阿根廷球员也从此登上英超舞台。
但是，那一批阿根廷球员技术精湛，却难以适应英超强硬、简洁又略加粗暴的打法，并未获得多大的成功。
不过，英超也在不断融合中悄然改变传统模式，以适应最新的世界潮流，而阿根廷球员也源源不断地继续到英超淘金。
在这段时期，阿根廷的后卫因为体格强壮、身手硬朗而成为第一批完全取得成功的球员。海因策、科洛奇尼、萨巴莱塔以及稍晚点的奥塔门迪和古铁雷斯把“蓝白军团”的名声打了出去，越来越多的英超俱乐部也开始接纳在身体上不占优势的阿根廷中前场球员。
在这些俱乐部当中，曼联与曼城双雄是最喜欢”蓝白军团”的，他们阵中有迪马利亚、罗霍、特维斯、卡瓦列罗以及阿圭罗等著名球星，除此之外还有利物浦的马斯切拉诺和罗德里格斯，伊瓜因也在切尔西踢过，英超各豪门逐渐都有了一个“阿根廷帮”。
其中，曼联的特维斯和曼城的阿圭罗通过多年的努力联手为阿根廷前锋正名，他们的能力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联赛的英超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现阶段，效力于英超的阿根廷球员比自己的前辈更加适应这样的足球体系，在各队中都是中流砥柱。
目前效力于英超的阿根廷冠军成员有五名，他们分别是阿斯顿维拉的门将埃·马丁内斯、热刺的罗梅罗、曼联的利·马丁内斯、布莱顿的麦卡利斯特和曼城的阿尔瓦雷斯。
现在又加上切尔西的恩佐，可以说阿根廷球员在英超完全度过了瓶颈期，迎来了发展的巅峰。
从波澜不惊到更多惊喜
以往，英超豪门都是着力关注在意甲和西甲上业已成名的优秀阿根廷球星，因此这些球员登陆英格兰往往是水到渠成、波澜不惊的。
但是随着阿根廷人才的井喷，英超各支劲旅也开始倾向于发现希望之星，自己将他们培养成为超级巨星。
恩佐以天价转会成功就是切尔西的策略之一，俱乐部希望造出声势，让这名年轻的中场在斯坦福桥走向人生巅峰，给全世界更多的惊喜。
此外，曼城也有这样的打算，球队阵中不乏耀眼的阿根廷明星，在阿圭罗退役后，瓜帅第一时间将阿尔瓦雷斯推到前台，成为阿圭罗的传承者。
而在切尔西签下恩佐之前，瓜迪奥拉以将近1000万欧元的价格挖来了20岁的阿根廷防守型中场佩洛内。
这名球员虽然还籍籍无名，但在风格上与恩佐相似，不仅能攻能守，且年纪轻轻在场上便展现出了大格局。曼城更看重球员的潜质，用低廉的价格来换取更加多彩的未来。
无独有偶，曼城的死对头曼联也在培养一名阿根廷新星，他就是加纳乔。这名目前才19岁的前锋早在2020年就加入了“红魔”，去年首次在英超亮相便获得了业内的青睐。
他还入选了阿根廷队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初选名单，可惜在最后确定参赛名单时被斯卡洛尼放弃，否则“蓝白军团”又将多一位20岁以下的世界冠军。
可以说，如今的英超已经聚集了最多的阿根廷青年才俊，而昔日阿根廷球星云集的西甲和意甲则开始掉队了。
更有消息称，梅西在拒绝与巴黎圣日尔曼续约后，有可能在今年夏天加盟曼城，并且会一直踢到40岁。
如果这个消息成真，那么英超联赛的确以其熠熠生辉的魅力和财力吸引了全世界最杰出的球星，他们不仅来自阿根廷，也来自巴西、葡萄牙、荷兰、比利时。
这是英超最好的时代，每名球员都会以此为荣。(记者尹成君)
(来源：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3日 A12版)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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